从狗屁工作到全民基本收入：对工作意义的探讨

我想先和大家玩一个可能有点重口味的小文字游戏：谈谈英文里“shit”和“bullshit”的区别。 翻开陆谷孙先生主编的《英汉大词典》，“shit”有很多用法，但基本上都与“粪便”有关。当一个人说某件事是“shit”时，无论哪种用法，基本上都表达了一种相对决绝的否定态度，通俗地说就是“我呸！去你的吧！” 相比之下，“bullshit”的用法简单得多，基本含义就是“吹牛，说大话”。这个词本身并没有突出排泄物的恶心感，而是强调对那种名实不符的事物的厌烦。 做这个文字游戏并不是什么恶趣味，它与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本书有关。

《毫无意义的工作》：从为工作而工作到假装很忙 这本书就是已故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在 2018 年出版的《Bullshit Jobs》，在大家听到本期节目时，本书的简体翻译版本应该已经正式上市，中译版的名字是《毫无意义的工作》，干净利落地保留了原书的核心观点，但却少了些挑衅性。 据格雷伯自己交代，这本书的缘起是他在 2013 年写的一篇小文章，题目是《论狗屁工作现象》，刊发在一份新创办的杂志上。约稿编辑的要求是“越能引战越好，最好是其他杂志都不敢刊登的那种”。 所以我才提醒大家注意“bullshit”这个前缀，它实际上是一个情感色彩浓烈的限定词。

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个场景，一个受尽委屈的实习生决定一走了之，离开办公室之前，他冲到老板办公室，大声冲着他嚷道：“去你的吧，我受够了你们的狗屁工作，拜拜！” 我们可以说，“bullshit”想要传达的是当事人的一种主观感受，一种自觉被蒙蔽、被欺骗之后的愤怒回应。 事实上，这篇文章刊出之后迅速如病毒一般蔓延开来，有人甚至在一天之后就收到五份来自朋友的电子邮件，里面都附上了这篇文章。甚至在 2015 年新年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伦敦地铁还有人在广告宣传页上摘抄了文章的句子广为散发。 这恰恰说明，“狗屁工作”现象得到了很多人的共鸣。

有民调公司跟进调查，发现在英国，有 37%的人认为自己的工作对这个世界毫无意义。在荷兰，这个数字是 40%。 当然，主观感受并不是评价问题的唯一标准，但让这么多人从事自己认为毫无意义的工作，显然也算是一种不能被小觑的精神暴力。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一开始要区分“shit”和“bullshit”。

这个世界上有些工作很脏很累很让人痛苦，比如一些重体力劳动，比如一些卫生条件或工作条件非常恶劣的劳动，还有一些服务业工作因为总要笑脸相迎满足顾客的要求。这些工作让人不愉快，收入也谈不上可观，我们可以说它们是一些“shit jobs”。 但是如果你跟相关从业者交谈，会发现他们或许满腹牢骚，但很少有人能否认这份工作的意义。

我记得大学时，有一次宿舍里的保洁阿姨因为一些小事跟几个男生吵了起来，阿姨说：“别觉得你们是大学生就了不起了，没有我们打扫卫生，用不了两天你们这栋楼都得臭了！” 阿姨的这番话其实很有代表性，“shit jobs”的从业者往往不会否认自己这份工作的意义。他们往往跟日常生活运转的某一个环节紧密相关，正是在这种紧密的关联当中他们可以确信自己的价值。

由此说来，“bullshit jobs”的特点就在于：一方面它好像很体面，很具有专业性，甚至不乏创造力，从属于某一个先进或高级的“领域”；但在另一方面，在这份工作当中的实践者却找不到坚实的理由来确证自己工作的意义。

“我的工作对这个世界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吗？”

“我在创造价值吗？”

“我每天的工作对他人有益吗？”

“这个世界因为我的工作而变得更加美好吗？”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曾有过类似的灵魂拷问。坦白讲，在我们这个时代，并不是所有工作都能经受得住这样的拷问。 说回格雷伯的这本书。在 2013 年的那篇文章里，格雷伯开头引用了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的预言。凯恩斯曾经断言，随着生产力和技术的发展，到二十世纪末，人们一周只需要花费十五个小时工作。 身处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已经可以肯定，凯恩斯错了。一个会令大师感到尴尬的事实是：今天人们工作的平均时长要远远大于上个世纪，而且看不到有任何缩短的趋势。格雷伯认为，我们不能轻易放过这个问题，它显示出的是我们所处的这个文明的症候。 这是一个“建立在工作之上的文明，为工作而工作，工作本身就有意义，甚至不求成果丰硕。”我们会投身于那些明明知道没有意义，甚至也没有什么丰厚的收入的工作当中。

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假设工作是一个“正常人”的前提，哪怕这份工作已经令人心力交瘁倦怠不堪。 格雷伯的这本书分为七个章节，讨论了狗屁工作的定义、分类，人们在狗屁工作状态下所经历的精神暴力，狗屁工作激增的原因以及社会的应对。

全书的最开始，格雷伯使用了一个听起来有些荒诞的案例。

小寇是一位 IT 技术人员，他所在的公司承包了一家后勤公司在 IT 服务方面的业务，而这方面的业务实际上属于这家后勤公司从一家更大的服务公司那里承包的服务，这家更大的公司实际上是德国军方在 IT 服务方面的承包商。 听上去有些复杂，我们不妨在脑子里形成一个简单的示意图，最上面是军队，最下面是小寇，中间经过了三层转包。现在，有一位士兵要搬到隔壁办公室，需要挪动和重新组装电脑。这时候，他要给 IT 主管部门层层申报。最后，小寇接到了指令，驱车几个小时，填写一堆文件，花费了纳税人几百块钱之后，完成了这台电脑的搬运工作。但是实际上，这件事或许只需要几个朋友搭把手就能完成。

格雷伯用这个例子说明什么是狗屁工作，简言之就是“完全没有必要甚至有害，连从业者都不能讲出这份工作的积极意义”。 但是这仅仅是狗屁工作的基础要素。格雷伯在经历了更进一步的论述之后，最终帮我们明确了狗屁工作的三个特征：

第一，工作者自己也讲不出甚至干脆否认工作的意义；

第二，虽然如此，工作者还是要通过装作“很忙”来假装工作有意义；

第三，上述状态发生在雇佣关系的基础之上。

这种“假装”很有意思。我记得 996 问题讨论最为热烈的时候，我跟我的一些有大厂工作或实习经历的学生们做过一个简单的访谈。 我想知道的是，如此高强度的劳动，到底是因为确实有那么多的事情要做，还是一种从众心理泛滥而成的效应？就这次访谈的结果来看，如果我们较真一点儿说，996 实际上多少带有一点表演和摸鱼的色彩。

换句话说，很多人身在工位，但只是看上去很忙而已。至于实际的工作状态和工作效率，实在是不能细问。所以，狗屁工作实际上有一种相互欺骗或表演的成分。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格雷伯提醒我们，狗屁工作并不意味着更高的效率或更多的产出。 这也回应了一种常见的误解：好像只有公家单位、政府部门才会有各种繁文缛节，私人企业一定是高效务实的。

其实，狗屁工作不分公共还是私有，它已经成为现代管理和分工体系当中的一种顽疾。 狗屁工作的类型：助理、白领及任务大师 格雷伯把狗屁工作分为五种。

第一类叫做“帮闲”，简单说就是为了让某些工作或个人看起来好像更有档次、有派头，这类工作的典型是各种“助理”。

第二类是所谓“打手”，这类工作有一定侵略性，而且常常伴随着一定程度的欺骗和哄骗，包括各类销售、策划和公关部门。

第三类是“查缺补漏”，这种工作如字面意思所示，是修补各种 bug，但问题是，这些 bug 往往是组织自身产生的，换句话说，就是自己造就了问题然后自己解决，以此来显示某种“专业性”。

第四类是“打勾人”，格雷伯在形容这种工作时用语是很刻薄的，因为他们的存在“主要是为了证明组织能够宣称自己在做一件实际上并没有在做的事情”，他举出的例子是那些惯于用 PPT 来展示自己工作业绩的工种，比如各种行业研究。

第五类是“任务大师”，这些人以各种中层管理人员为代表，他们的任务就是给其他人派发任务，甚至主动创造各种狗屁工作。

坦白说，讲到这里，我有些担心这一期内容会引起某些听众朋友的反感，因为单从上面所列举的工作类型来看，狗屁工作的覆盖面也着实太广了些。 但是格雷伯在这里澄清的一点是：很多工作总体上看并不是狗屁工作，但是其中的一些内容越来越呈现出狗屁化的倾向。还有一种可能是，某些工作本身并不是狗屁工作，但它服务于某个领域或某个实体则是不折不扣的狗屁工作。 作为一名人类学家，格雷伯所关心的是人们在狗屁工作当中的感受以及相应的自我阐述。所以在接下来两章当中，他着重分析了狗屁工作从业者的状态，尤其突出这些工作所产生的一种精神暴力。 在本系列节目的开场白当中我曾经交代过，这个书单的核心关键词之一就是意义。狗屁工作之所以让人痛苦，究其根本是因为它违背了人建立意义感的普遍诉求。

前面已经说过，狗屁工作的基本要素之一是“假装有意义”，是一种有意无意的自我欺骗。 如果说意义是一种主观判定，那么人持续性地自我欺骗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工作是日久天长的行为实践，人们浸泡在其中，对于各种感受有着切肤体验。我们或许可以骗别人，但却很难百分之百地说服自己，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格雷伯认为狗屁工作是一种精神意义上的暴力。 狗屁工作的另一个重要要素是雇佣关系，进一步说，是雇主花钱购买了雇员的时间和劳动。 这种购买直接导致了狗屁工作含有一种更为赤裸的权力关系。 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对时间感的征服和重塑。前现代时期，例如在农业生产当中，虽然人们也会有需要抓紧劳动不能放松的时刻，但总体上看，是存在一个张弛有度的节律的。这种节律或是源于自然节律，或者干脆就是人自身需要松紧调度的需要。

格雷伯梳理了资本主义时代劳动模式的变迁，明确地指出当代资本主义制度将工作等同于一种道德要求，将满负荷劳动看作是劳动者的常态，恰恰是一种违背工作节律的病态。这种病态背后是赤裸裸的权力关系，是雇主对雇员劳动时间的全面占有，甚至不惜以创造无意义工作的方式来实现对劳动者的控制。

说到底，狗屁工作只是一种极其局限的办公室政治，它很难向外部空间延展，更不可能通过连接和互动去确认自己的意义。狗屁工作必然意味着对当事人的消耗和伤害。 虽然狗屁工作的背后是一整套权力关系，但是狗屁工作给人造成的伤害却很少像我们之前所说的那些“shit jobs”一样明确。你在整洁有序，飘着咖啡香味的开放式办公空间，冬天有暖气，夏天吹冷风，不会经受日晒雨淋，更不会汗流浃背。 在外人看来，每天的工作无非就是整理一下材料，做一份新的 PPT，开几个不短不长的会议，这又有什么呢？但是，工作者对自身工作无价值、无意义的体认，以及对自己毫无可能改变这种状况的绝望，使狗屁工作变成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的境况。 不过，正是由于狗屁工作对人的戕害更近似于一种当事人才能体会的私人体验，所以真正能够对其加以批评的机会并不多见。我们的薪水还不错，待遇和福利也都没问题，每天有免费的咖啡，一年有两周带薪的假期，这还不够好吗？ 所以狗屁工作的从业者常常有一种“占着毛坑不拉屎”的感觉。

一个年轻人，满怀对社会的良善期许而加入某公益或 NGO 组织，但是在组织内部却需要花费大量精力从事各式狗屁工作。 越是这样，他越是难以直面这个带有反讽的现实，而只能不断地麻痹自己，“毕竟从整体上说我的工作还是有意义的”。

在狗屁工作领域中，这种自我道德绑架成为权力的帮凶。 狗屁工作为何产生？资本主义催生出的“封建领主制” 狗屁工作现象如此显著，让人很难不提出这样的疑问：对于号称追求效益，崇奉获利的资本主义而言，为什么会造就这样的职位？ 一般意义上的解释认为，这是由于上个世纪中叶以来服务业的崛起，造就了大量的从业人员。但是格雷伯提醒我们，当我们说服务业的时候，是笼统地把所有不事生产的人都囊括其中。 但是在这个领域，一位医院的护工和一位咨询公司的从业者实际上处于截然不同的生存状态。因此，他把服务业当中直接提供保障性服务的人称为“照护者”，而把类似金融、咨询、市场营销这类工作称之为“咨询产业”。 如果在做出上述区分之后我们再去看就业人口结构变化的示意图就不难发现，实际上真正提供照护服务的从业人员多年以来一直维持在一个平均水平，服务业就业人员的飞速增长主要得益于咨询业的急速扩张。 但是，仅仅做出这个区分仍然不能说明问题的全部。

格雷伯首先列举了两种常见的解释，

第一种近乎于辩护，意在强调狗屁工作是全球经济分工极大复杂化的一个体现；

第二种则认为这不是市场经济的问题，一切都源于政府的监管。

对于第一种解释，本书前面所列举的各种从业者经验已经表明，狗屁工作与分工细致、效率提升没有任何直接关系；对于后面一种解释，实际上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们所惯用的一种说辞。 格雷伯以美国大学员工增长比例为例说明，过去三十多年间，美国大学里教员数量基本保持稳定，与学生的增长相符，但是行政管理人员却呈现出不成比例的剧增。那么，这样的大学都是公立大学吗？错，私立大学在这方面的增长比例是公立学校的两倍。

注意，这并不是说校园里所有非教授序列的工作人员都在做狗屁工作，格雷伯借用教育社会学的研究表明，大学这种原本主要由学者主持运营的机构，眼下也引入大量叠床架屋的行政架构，这其中相当比例的工作与研究和育人并无关系。 格雷伯以咨询行业当中的代表金融业为例，来说明为什么这个领域是狗屁工作的高发区。格雷伯用一些从业者的经验表明这样一个晦暗的事实：与资本流通密切相关的金融业，其获利途径是在流转过程当中收取手续费，如此一来，如果整个流转过程快速终结，那么对金融业而言就是不利的。 相反，如果这个过程被无限拉长，甚至无中生有地创造出一些转手节点，那么对于行业本身而言才是有益的。

换句话说，对于咨询行业来说，整个盈利的源泉就是非实体生产性的流通和调配，这样一来，在资本、信息和咨询流通的过程中加入各种设计，使过程不断延展，就意味着开拓利润空间。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们要创造那么多的无用工作。

格雷伯在书中引用了一个银行高管的自述，这名高管认为，银行业中 80%的工作被机器取代也不会有太大影响，这就说明，银行不但有可能在产业链中创造狗屁工作，甚至在自我内部也是如此。为什么会这样？在这里，格雷伯引入了他在本书中最为重要的一个观点：管理当中的封建主义。 格雷伯在此处借用古典封建制的状态来说明一种简单粗暴的分配方式：在封建制下，领主凭武力占有生产者的劳动果实，再依照各种经济政治利益进行再分配。封建制必然要维持领主集团自身的“牌面”，换句话说就是要豢养各种依附者，比如各种管理人员、跑腿的和打手，这些人并不都肩负着具体的职责，很多时候只是为了显示当权者的“实力”。 格雷伯更是进一步指出，传统封建制下生产者至少对自己的劳动过程有自主权，但是在新型的管理封建制下，掌权者对劳动者是全方位的控制和占有。当今世界的大集团、大企业、大财团，已经很少处理跟生产直接相关的事宜，而是把盈利渠道设定为对过程、流通和再分配的掌握。 这就使得他们愈加像是传统的封建领主。

在政治光谱上始终自诩为一名无政府主义者的格雷伯更是在小结处提醒我们：一个以占有和再分配为目的的政治—经济联合体，其内部大量劳动力都分布于各个领域的上下疏通。也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联合体容易走向自我繁殖而导致的臃肿呆板、尾大不掉。 我们或许都会注意到这样一个现实：如果按照本书中的划分，很多“shit jobs”，尤其是那些直接为我们生活正常运转提供保障的照护者，却得不到理想的报酬；但是很多狗屁工作却可以享受高薪。对于这种价值和收益的倒挂，格雷伯的解释是追问劳动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神学面向。 按照这种劳动神学，为他人服务本身是一种收获，所以也就不应该在奢求薪水上的满足。对于这个解释，我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其实格雷伯在本书前面的解释就已经说明这个问题：在后工业时代，与实体生产、实际劳动相关联的工作都被视为等而下之，而那些在流通和分配领域的“创造性”工作，被认为是更具有价值的。

这里面潜藏了一个小伎俩，它把前一类工作看成是技术含量较低，人人可为的工作，而后一种则必须依赖从业者